丨新军事变革怎样重塑中国的军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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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那样,每一次军事变革都会对军事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正是这种变革,将人类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展,从最原始的陆地不断扩展到海洋、天空、太空。

  今天,我们又一次处于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一系列基于计算机、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高新技术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不但将人类博弈的空间进一步扩展到网络空间,而且正在颠覆传统的军事战略及其作战模式,重塑新时代的军事安全。

  此次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技术进步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与普遍应用。这两项技术最初都源于军事需要,但已经迅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进步,而且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带来及其深刻的影响。网络创造的虚拟世界正在逐渐变成实体世界的一部分,对虚拟世界的破坏同样会在实体世界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作用。在军事领域,颠覆性革命正在发生。

  在情报搜集方面,卫星、互联网和无人机等新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全天候、多层次、广覆盖面的信息搜索。在新军事变革的今天,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的联结,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网络联结遍布全球的摄像头、计算机、电话网络、军用和民用卫星、无人侦察机等智能系统,对特定目标或地区进行不间断跟踪和侦察,甚至可以通过对特定个人或地区的金融、社交、交通、疫情和消费等情况变化,进行大数据分析,剥离出传统方式无法获取的精确信息,帮助选取最佳攻击时间和方式。例如,对叛乱组织和恐怖组织的追踪与军事行动严重依赖金融、交通和通讯等系统的合作。

  在实施军事行动方面,新军事变革可以大规模提高军事作战能力。首先,大量智能化武器系统的应用可以使人类在物理空间上脱离战场,通过虚拟世界操控具体的作战武器,例如无人机、网络病毒、太空武器和核武器等,实现“非线性、非接触、非对称”作战。因此,作战人员可以获得更长的持续工作时间,忍受更加严酷的自然环境,执行更加危险的军事任务,躲避敌人的直接致命打击。再加上高敏度侦察能力和快速反应打击能力,新进攻方式与传统进攻方式相比,更容易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机会,提高作战效率、胜利几率和核报复能力。其次,大幅度扩展军事作战半径,进行远距离打击,压制防守方的反击时间和应对能力,增强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快速“军事介入”能力。越来越多的小型、智能精确制导和激光武器系统可以灵活部署在各种移动载体上,例如航空母舰、无人机和卫星,实现国土以外的防御和攻击,远距离摧毁敌方战略纵深的重要目标。例如以X-47B为代表的武装无人机通过实现自主航母起降作业和空中加油技术,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半径扩大了数千公里,甚至作为中程导弹的替代品正在事实上瓦解《中程导弹条约》禁止研发和部署中程导弹的法律效力。网络攻击则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联网的地方进行,并隐藏其物理地址,其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窃取”机密信息,而是可以直接侵入敌方武器系统,甚至破坏交通、银行、电网甚至核电站等民用系统的正常运行。再次,作战空间的维度从陆、海、空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空间,增强了一体化协同作战的水平和能力。尽管人类早在冷战期间就获得了在太空的行动能力,但外太空军事化行为一直受到《外层空间条约》的限制。新军事革命中,反卫星武器、外太空飞行器不断取得突破,正在形成潜在的外太空军备竞赛。智能卫星的工作将超越简单的情报搜集和信息传送,可以直接服务或操作无人机,甚至可以在外太空主动对敌国的卫星等飞行器直接进行捕捉或攻击。

  此次新军事革命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多军种协调、联合作战,可以在五大作战领域与敌全面交锋,实施全球快速打击和纵深打击。这无疑将大大提升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和军事威慑力量。例如,美军在这场军事变革中高度重视军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协调能力,先后提出“空地一体战”和“海空一体战”等概念,试图利用海军航母战斗群、空军战略轰炸机、太空情报监视系统、航空情报建设系统以及情报处理和快速指挥中枢,形成一张全方位一体化智能作战网络。这也代表了未来军事发展的方向。

  传统战争形态往往表现为国家间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对抗,即德国军事战略家埃里希·冯·鲁登道夫所提出的总体战。民族主义和义务兵役制的普及使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战争”,而成为“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要想赢得战争,全民都必须决心投入战场,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战争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因此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破坏和杀戮行为,以及对敌方领土的入侵甚至占领。这样的总体战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二战以来的军事技术进步和国际政治发展,使这种全面对抗的总体战越来越难以实现。首先,核武器的发明与应用在大国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权力平衡。相互间的恐怖核威慑成为遏制大国轻起战端的巨大力量。基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逻辑,任何一方都确信针对其它大国发动核战争并不会让自己的利益有所增加,反而会造成双输的结果。其次,法律制度和国际舆论在二战后的发展与进步也进一步遏制了爆发总体战的可能性。前者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平台和手段,后者则营造了世界公民意识,削弱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破坏作用。因此,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总体战无论是在伤亡程度上还是在法律与道德伦理上都越来越难以被接受,新的战略形态开始出现。

  一方面,冷战期间明确的敌我军事战略逐渐被放弃,大国之间的“威慑”战略成为常态。传统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败敌人,即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通过多次大规模对决使敌人失去抵抗力量,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因此,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尽可能占领对方领土并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就成为打败敌人的基本手段。尽管存在不断结盟与弃盟的外交调整,但明确的敌我关系和假想敌一直是军事战略的主导。然而智能化、高新技术武器在增加获胜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冲突迅速升级的后果。技术优势往往形成“先发制人”的诱惑,增加敌方的安全压力,大大增加误判形势的几率。在明确的敌我军事战略下,任何一个攻击信号,哪怕是错误的,都会立刻被对方探测到,从而引发迅速而无法预料和控制的连锁反应。因此,威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打败敌人,因为后者必然导致核大国同归于尽。新军事变革增强了大国之间进行军事威慑的实力,迫使大国之间不能明确将对方视作敌人,以避免战略与形势误判。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俄、英、法、德、日、印等大国没有任何一国将对方明确视为敌国。

  另一方面,新军事变革导致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模糊化,难以区分。在武装冲突中,区分平民和作战人员、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准则。然而,在当今社会军事应用和民事应用的基础设施基本一样,且往往混合在一起。例如,互联网的出现,其最初目的就是要将军事应用和民事应用联结在一起,以便在军事指挥系统被切断的极端情况下时,可以通过民事应用渠道建立新的信息联结。因此,军用信息和民用信息交织在一起是信息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军事应用设施对民事应用设施的依赖,使民事应用设施也必然成为敌对方攻击的目标。同理,对军事应用设施的攻击也非常容易导致民事应用的受损。同时,战争中的目标也不再是纯粹的占领领土或大规模杀伤有生力量,而是集中于破坏或影响敌方赖以生存的国内外交通线、电力系统、网络系统、通讯系统、金融系统等,以瘫痪或破坏对方的经济生产、社会稳定和政府管理为目的。2007年4月对爱沙尼亚网络系统的攻击被普遍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家级别的网络战争,其破坏涉及整个国家的网络、通讯、媒体、银行等诸多领域,根本无法区分军用目标和民用目标。这场战争显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但是跟传统战争相比,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领土入侵。

  此外,快速、智能、精确、可控的低伤亡打击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军事手段。尽管大国间的军事战略主要以威慑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行动中放弃使用军事打击手段。在面对、叛乱行为和海盗、毒枭等跨国犯罪组织给安全带来的新挑战,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带来的精确打击能力,使攻击效率远远超过传统的军事打击方式。它可以通过卫星、电话、网络乃至各地联网的摄像头,全天候追踪、筛选、锁定目标,最终进行远距离快速打击行动。面对飘忽不定的小规模武装分子,无人机的快速反应、精确定位和高效打击比派遣特战队的传统做法更具优势,而且不会造成己方人员的伤亡。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展开的反恐战争中,同样体现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政权军官的猎杀行为中。

  新军事变革对军事战略的颠覆性影响也必然带来对军事安全的重新认知。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这种变革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毋庸置疑,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呈现某种上升趋势,特别是岛礁领土主权争端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在新军事变革的刺激下,美军提出“海空一体战”,大大加大了我国的军事安全压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大国之间的战略威慑平衡已经成为常态,新军事变革并没有颠覆这种平衡,反而更加增强了这一点。美国知名防务专家埃米泰·埃特西尼(Amitai Etzioni)就明确反对美军的“海空一体战”,认为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升级性”,必然导致中美在核、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军备竞赛,甚至可能引发核战。日本《外交家》杂志也曾刊文指出,“空海一体战”概念引发的对抗最终可能演变成核竞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前瞻性的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力图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努力通过高层交往、机制性交流、联演联训等方式构建适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缓解彼此的军事安全压力。2015年初,美国防部也正式签发备忘录,将“海空一体战”改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而不是谋求彻底击败目标国,放弃或克制对目标国内陆纵深地区的打击——这意味着美军作战理念重新回到以威慑为主要手段的正确道路上来。尽管中美双方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依然存在诸多认知和理解差异,在现实中难免出现摩擦,但大方向是明确的,双方军事关系的发展也能够保持稳定。这必然将成为未来大国间军事关系的楷模。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我国应抓住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机遇,摆脱传统的线性思维,建立总体安全体系,增强战略威慑能力,把防御危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统一起来,确保国家军事安全,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格局。

  在威慑战略下,大国间发生实体战争的可能大大下降,但网络虚拟战争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网络攻击的范围往往难以确定国界且不易被追溯,但这并不妨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公开宣称武装冲突法适用网络战争。因此,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军事安全的重要领域。作为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饱受网络非法攻击之害。尽管这种攻击尚未达到国家级战争的程度和水平,但已经凸显我国在该领域的脆弱。同时,我国在计算机领域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对外依赖非常严重。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用于进口芯片的花费为2000多亿美元,已超过进口石油的花费。这大大增加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压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网络空间的虚拟战争必然会先于现实世界展开,甚至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在节假日、疫病、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对交通、银行、通讯等系统的网络攻击,同样可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政府瘫痪,达到纵深打击的类似效果。201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以网络攻击为由对五名中国军人发出通缉,已经将网络战争的可能性呈现在国人面前。因此,我国军事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补足短板。

  、极端思想、海盗、核扩散、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安全问题对整个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全球化不仅仅导致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同样导致安全上的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绝对安全,安全越来越依赖与他国的合作。各国在相互依存中不仅形成了利益纽带,同样形成了安全纽带。因此,面对区域性、全球性安全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度外,对安全的应对也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这需要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分担国际安全责任,联合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中国海军实施的索马里护航军事行动,正是共同体安全的具体体现,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参照有关国家做法,并得到索马里政府的同意后进行的,不仅保护航行该海域中国船舶人员的安全,还承担着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世界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任务。各国通过合作寻求安全的努力将营造并夯实共同体安全,有助于减轻传统的安全困境。

  由于技术的限制,在这场新型军事革命中,我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无疑增加了我国对外依赖的脆弱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场军事革命所导致的知识和技术扩散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因此我们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提高在智能控制、网络系统、航空航天等新兴军事领域的科技和应用水平,实现在陆、海、空、天、网领域的系统性一体化军事威慑,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军事革命中的话语权博弈,利用国际法、国际道义和国际舆论,提出相关议题,制定限制新武器开发、利用和扩散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建立遵守这些法律和规范的国际共同体,塑造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战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