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如何运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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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初萌于炎黄氏族的融合,文明奠基于孙武。《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闪烁着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光辉,对现代世界文明有其重要的价值,有待于我们开发利用。从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的视角来看,开发《孙子兵法》道德资源的价值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伦理大旨。“五事七计”是其安国之大经。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养兵用战,孙子在其兵法首篇首句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与《管子》的“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是一脉相承的。“兵”是“安国”的手段;“安国”是“兵”之目的,是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安国”之日,也就是军人价值实现之时;“安国”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

  那么,如何运用“兵”之手段实现“安国”之目的呢?孙子的“五事七计”说提出了一个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思路。所谓“庙算”,就是要求战争的指导者把“五事七计”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进而对“己”“彼”双方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作到“知彼知己”,而后才能确定战与不战。可见,战与不战,出于“安国”;多胜少胜,定于对“五事七计”的“庙算”。但是,“五事七计”作为“庙算”的主要内容,它首先是客观的,是存在的事实。因为只有作为这样的事实存在,才能进入“庙算”的视野,成为“庙算”的对象,进而对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由此可见,创造出优于“彼”方的“五事七计”的客观存在,是赢得兵争之“胜”、从而实现“安国”的基本保障。

  军事力量既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五事七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民意、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因此要安邦定国,就要重视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开发、建设和积累,创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综合国力;否则,综合国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说揭示了一条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由于这一安国之道超越了狭义上的军事安国观念,所以可称之为大国防安国主义。

  大国防安国主义的道德内涵,即是大国防爱国主义,它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提高综合国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个欲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和民族,就应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都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致力于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而且越来越受到一体化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一体化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就必然要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和牺牲,不管它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是无所谓的。企图靠抢占、牺牲别国的经济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它国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本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理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和牺牲,否则它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总之,当代的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的,只有顺应“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更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

  从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多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世界。如果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能在碰撞、激荡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难免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被打败。经济的、军事的侵略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也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比经济的军事的侵略更危险。所以,坚持大国防爱国主义战略,就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民族的精神防线,防止精神侵略,抵制精神污染,在开放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此举应当成为大国防安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军事领域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激烈最敏感的领域。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军事斗争。孙子-

  的“兵者,国之大事”说,在当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当今世界,是一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高科技正广泛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且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惊涛拍岸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抢占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最高手段。如果说军事斗争是“安国”之大事,那么,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则是“安国”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大大加重战争带来的灾难。《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谓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说明“利”与“危”是相伴而生的。为争利而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国家与民族,在世界史上并不少见。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古代军事思想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其中的军事辩证法,学其中的智慧。古文上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就是智慧层次上的,术就是技术层面上的。

  现在新形势下怎么运用古代军事思想?有人用孙子兵法研究商战或其他方面,这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古代军事思想用于打仗都会出现很多纸上谈兵的例子何况是用于其他方面。所以说还是要学习其中的智慧和辩证法,不要盲目的到处生搬硬套。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哲学层面上的,比如说打仗的最高境界不是大打得赢,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争以战,服以德。就是说战的最高境界是不战。

  学习古代的文化主要还是学智慧,技术肯定是现在比古代发达,智慧是永恒不变的。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世界军事思想中的奇葩,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军事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之战、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华五千年有统有分有盛有衰,军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朝代的更迭,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五千年的进程中所涌现出的思想至今还闪现出智慧之光。如《孙子兵法》不仅应用于战场还应用于商场,日本不少著名企业家就将《孙子兵法》的思想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又如《吴起兵法》、《尉缭子兵法》、《司马法》(今存任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三十六计》等著作直到今天还是军事领域研究的对象。从古代军事思想和部队管理中可以看出具有入下特点:

  (一) 注重将领的德行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大禹“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春秋战国时期,不少兵家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用兵之事,武力为骨干,文德为根基,武力是表象,文德的实质。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军队实行“文治武功”政策,重视军队将领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在人才选拔中沿袭并完善了选士制度,强调“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求“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提出不举孝廉者为有罪,使得麾下儒雅、笃行、质直、贤明、定令、文章、滑稽、历数、协律之才济济。朱元璋重视人才的搜集选拔,制定以德为本,文艺次之,谋略为先,武艺次之,务求实能,不尚空文的三条标准。

  《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个人健康心态的表现,更是建立良性管理机制的基石。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随着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管理者的修养也必须提高。“厚德”才能以人格魅力感染人,使别人真正信服;有容人之量才能留广聚人才,同心同德搞好班子建设,创造和谐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同时,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适应信息战、数字化战争的需要。

  (二) 以法治军,从严治军,注重制度的建立健全。夏代战前誓师大会“约信曰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在战争中“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分合不已,战争规模和样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场上严:不进者,擅动者、逃逸者皆斩,胜者论功行赏,败者视过处罚。在训练中严:明号令、定军规、习阵法,通过训练,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在军民关系上严:行不可践踏庄稼、斫伐果木,宿不得侵犯民利、纵兵相扰,战不准借机掠夺、私取财物。南唐大将刘仁赡执法如山,阵前斩子。北宋已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军人誓词》,在纪律教育中制定一系列十分严厉的赏罚条例,仅《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就有七十多条。明代制定带有法规性质的《营政通例》,正统十四年(1449年)补充制定了《战斗连坐法》。

  但是在现在的部队管理中却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有的管理者或凭个人喜好或凭心情好坏来管理部队,随意性大,没有形成制度。时代变了,我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良性机制。法治代替人治是历史的必然,以“法”治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这里的法不仅只是法律,还包括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等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依“法”管理,各级管理者都在统一的“法”约束之下,建立良性竞争激励机制,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

  (三) 注重军事教育,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舜时设有12牧和22人组成的教育管理机构。五帝时代(约公元前2700年起)的学育机构曰“成均”,后则称“庠”。商代进行“射、御、舞、文”多方面训练。西周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学校形成体系,分国学和乡学。国学中高等级的大学,在王城的称辟雍,居中称太学,教育的核心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唐代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设弘文馆、崇文馆为最高学府。唐实行文武合一的制度,文官可转为武官,武官亦可转为文官,所以弘、崇二馆培养的是文武兼备的治国治军之才。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丰富的今天,广大官兵对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向多层次、立体化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时,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剧。作为新时期的带兵人和管理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转变角色,扮演不同角色,“一专多能”,适应多层次的需要。较高的理论修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为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理论依据,在日常教育中解决官兵们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这些,都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人为我们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宝贵财富,其思想精髓不仅适用于他们那个时代,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管理自然也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就要注重吸取前人所创造出的优秀成果,古今结合,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开拓创新,与时惧进,促进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